侯孝贤与金马的半生缘
侯孝贤与金马大事记
1984—2005年
侯孝贤凭借《风柜来的人》《最好的时光》分别提名第21及第4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奖。凭《悲情城市》《好男好女》分别获得获第26届及3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
2002年
侯孝贤受邀担任金马奖评审主席。这是金马奖听取了侯孝贤“先确定评审主席，由主席和执委会确定评审”的建议后，突破以往惯例的首次尝试。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确定选片的风格，突出金马奖特色。
2005年
侯孝贤被授予第42届金马奖“年度最优秀台湾电影人”荣誉。
2009年
侯孝贤被选为新一任台湾金马奖主席，五年任期中他主力打造“大华语电影”的概念，推动两岸合作。同时他关注本土电影，设立“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奖项，扶植青年导演。
2009年
创办金马学院，邀请吴宇森、关锦鹏、李安、王小帅等两岸三地杰出电影人担任导师。学院每年招收9-16名华语地区具有创作潜质的导演和摄影师。至今已培养出陈哲艺、赵德胤、李中等独当一面的青年导演。
2015年
凭借《刺客聂隐娘》获得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获得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在内的11项提名。已被授予2015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荣誉。
52届金马奖于侯孝贤而言，能捧回几座奖杯已不重要。从第一次入围金马至今三十余年，侯孝贤骂过它，恨过它，也曾执掌它。对于台湾电影，对于金马奖，他付出了太多，其间不乏情怀，更有脚踏实地的务实推进。无论市场多么喧嚣、资本如何迭代，一个导演都应该无视诱惑，背过身去，创作自己感兴趣的作品，这是侯孝贤一辈子的坚持。而这一切投射在他与金马奖的半生缘分中，是那么多的执着与坚守，那么实在的扛鼎与破冰，或许这才是侯孝贤与金马最值得玩味的故事。
侯孝贤与金马奖，何止一部聂隐娘？
从初夏开始，侯孝贤的名字就一直高频率地出现在台北街头。过去8年，这位导演没有作品问世。一直到今年五月，他带着自己花费17年时间打磨的心血之作《刺客聂隐娘》去往戛纳，摘得第68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喜讯传回台湾，他再次成为民众热议的谈资。
《印刻文学生活志》以“三十年来最不取悦世界的导演”为封面标题写侯孝贤，这期杂志很快卖断货了。诚品书店在显眼的位置密集摆放着有关侯孝贤的书，其中《刺客聂隐娘》编剧谢海盟所写的《行云纪》和Michael Berry与侯孝贤的访谈《煮海时光》长时间在畅销榜上占据席位。台北各个捷运站的灯牌铺满了蓝天碧云之下舒淇拿刺刀的那张海报。等到八月末影片正式公映时，《刺客聂隐娘》出现在了台湾本土89块大银幕中的84块上。
十月，台湾电影金马奖公布提名名单。《刺客聂隐娘》以包括“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在内的11项提名领跑。近年来，相较于大陆电影市场的风光，台湾本土创作环境越发局促，致使最初为鼓励台湾本土电影发展而设立的金马奖，连续多年被大陆影人抢去风头。不仅连年在重要奖项上沦陷，甚至引发“废金马论”。
台湾电影最艰难的时日，每年仅有十部左右的电影面世。曾经的新浪潮旗手杨德昌去世，另一些人改投电视剧圈。好在还有侯孝贤，他不动摇，亦不急躁，十余年雕琢一件手工艺品，仿佛要代表台湾电影人，打一记漂亮的翻身仗。
这仗并不易打。1998年拍完《海上花》，侯孝贤开始读《资治通鉴》，为了将1700字的原著还原为100多分钟的电影，他像史学家一样去考据唐代社会的细枝末节。大到帝王更迭、藩镇割据，小到达官贵人的吃穿规矩，侯孝贤都要掌握。侯孝贤信奉“冰山理论”：“每一个人物都是一座冰山，人物展现在电影中的冰山一角要足够精确，为了海面上的一点冰渣，为了树丛后的一撮豹尾尖,我们着实下功夫打造一堆冰山、画了好多豹子。”这个过程他痛并享受着。生命中能有几个17年？在这个效率至上的时代，在年过半百之后，还能用17年圆梦，侯孝贤真可谓是个任性的老头。
尽管戛纳载誉而归，《刺客聂隐娘》仍不可避免地失意于市场。许多人抱着巨大的期待走进影院，发现坐立难安，如芒在背，最终只能沉沉睡去。大陆上映第15天，《刺客聂隐娘》的排片率已跌破1%，最终票房不过6000多万。而一些爆米花商业片，只投入了不足该片十分之一的时间和心力，就换来其十倍的票房。
聂隐娘的境遇也是侯孝贤自己的写照：一个人，没有同类。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几年之内，中国大陆就成为了除北美外的第二大票房市场，香港导演成堆在大陆开公司，超级IP满天飞。然而侯孝贤很早就说过，他不会变，即便这会让他离市场很远。
就像这一次，尽管《刺客聂隐娘》以11项提名领跑金马奖，但在侯孝贤脸上却看不到任何兴奋的神色。从第一次入围金马至今三十余年，他骂过它，恨过它，也曾执掌它。《刺客聂隐娘》能捧回几座奖杯，于他而言已不在重要。对于台湾电影，对于金马奖，三十年来他付出了太多，既不乏情怀，更有脚踏实地的务实推进。而面对台湾电影式微、华语电影创作环境巨变的当下，与其因一个人一部片，陷入热闹的假象，他更关注的其实是年轻一辈的电影人该往何处去。
无论市场多么喧嚣、资本如何迭代，一个导演都应该无视诱惑，背过身去，创作自己感兴趣的作品，这是侯孝贤一辈子的坚持。而这一切投射在他与金马奖的半生缘分中，是那么多的执着与坚守，那么实在的扛鼎和破冰，或许这才是侯孝贤与金马最值得玩味的故事。
90年代以前，由台湾“行政院新闻局”主办的金马奖政治色彩浓厚。以政治正确为先导的评奖机制令侯孝贤为代表得台湾电影新浪潮旗手一度与其交恶。而当台湾电影和金马奖逐步迈入后“解严”时代，焦雄屏、侯孝贤等人开始执掌金马大权时，他们用不妥协的坚持一点点拓宽金马的胸襟，使之以越发大气的模样出现。
后“解严”时代的金马格局
90年代以前，金马奖都由台湾“行政院新闻局”主办，政治色彩浓厚。导演李行正是这一时期“金马宠儿”的代表。早在1965年，他就凭《养鸭人家》获得第三届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双料大奖。这部电影将台湾描绘成一个幸福美好的乐土。
那个时代的台湾笼罩着白色恐怖，人人自危。左拉的作品因为作者姓“左”而不可在台湾出版。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因暗合毛泽东的词句“只识弯弓射大雕”而被迫改名《大漠英雄传》。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之下，台湾电影的创作语境何其狭窄，也多少能窥见当时金马奖的好恶。
在李行出任金马奖执委会主席之前，金马奖创立三十年来都是由“新闻局”的官员来担任奖项评审的。李行曾告诉演员郑佩佩，参与评审的官员们对电影不怎么懂，只是注重意识形态。此外，早期的金马奖几乎把所有奖项授予台湾中影、台制、中制三家公司，民间私营的电影鲜少得奖机会，更不要说其他地区的华语影片。
正是这种以政治正确为先导的评奖机制令侯孝贤、焦雄屏等日后与金马关系密切的新浪潮旗手一度与之交恶。侯孝贤曾骂道：“金马奖一向就是分配的嘛，很烂！”
台湾电影走出晦暗压抑的转机可以追溯到80年代初。1982年由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联合执导了集锦式影片《光阴的故事》。不同于以往的影片，《光阴的故事》用写实的笔调讲述从童年到成年4个不同阶段的人生故事，折射了当时的社会困扰，由此拉开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序幕。第二年，杨德昌与侯孝贤分别创作出《海滩的一日》和《风柜来的人》。这些影片重新书写了台湾的那段历史，将台湾戒严时期社会的压抑，父辈留下的伤痛真实地呈现出来。而1989年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更是在题材上直面台湾敏感的“二二八”事件，间接导致了台湾电影检查制度的松动。
当这批高质量而富有社会意义的电影摆在金马面前，一定会对其造成某种程度的触动。但由于仍旧被官方掌控话语权，金马奖无论如何，还不能真正地敞开怀抱，接纳他们。1984年侯孝贤的两部佳作《风柜来的人》与《冬冬的假期》全军覆没。正值年轻气盛的侯孝贤当即宣称：“我可以等待威尼斯电影节或其它国际电影节肯定自己。”
情况一直到解严之后的1990年才逐渐得到改善。那一年，“新闻局”决定成立常设机构——金马奖执行委员会，金马奖正式迈入了后“解严”时代，也因此赢得了越来越自主的环境和氛围。
进入新世纪以后，台湾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电影市场遭到不小的打击，电影工业急遽萎缩。焦雄屏在这种情况下接过主席的担子，试图拓宽金马奖的视野，引进了费比西和奈派克奖，期望把它打造为媲美国际三大电影节的盛事。
侯孝贤与焦雄屏一样，也深知必须扩大金马的格局，如果像过去一样只局限于本土电影，把香港和内地都隔离在外，那么这个奖项只能寿终正寝。而侯孝贤与焦雄屏的不同在于，侯孝贤要的不是国际化，而是要打造“大华语电影”的概念，无论两岸三地还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只要是华语片都值得被金马奖关注。
2009年，蔡明亮的《脸》入围金马影展，遭到所有评审的反对，理由是这部电影的演员和主创几乎全是外国人，不应出现在一个华语电影展。唯一的支持者是侯孝贤，无从知道这个平日少言的老头当时做了多少说服工作，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执掌金马的五年里，他用他不妥协的坚持一点点拓宽金马的胸襟，使之以越发大气的模样出现。
当年接棒金马奖，侯孝贤颇有身负重任之感。亲历台湾电影起落，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改变行业走下坡路的现状。侯孝贤对有理想的台湾年轻电影人十分欣赏，也因此发觉科班教育与产业脱轨比较严重。2009年，他出任金马奖执行委员会主席，在他的倡导下催生出金马电影学院，并亲自出任院长。
侯孝贤的金马电影学院
已经举办了七届的金马电影学院，是侯孝贤亲手培育的孩子。2009年，他出任金马奖执行委员会主席，在他的倡导下催生出金马电影学院，并亲自出任院长。
因侯孝贤在台湾以及华语影坛的威望和好人缘，金马学院汇聚了两岸三地的顶级大师，成为无数电影青年的梦想。在过去几届的几十名学员中，不乏如今名声响亮的影坛力量。陈哲艺、赵德胤、李中，这些现在独当一面的青年导演皆师承金马学院。
第一届的赵德胤是从小生活在台湾的缅甸青年，他以其第三部剧情长片《冰毒》受到柏林、爱丁堡等多个电影节的关注，后来捧得台北电影节最佳导演的肯定，同时也入围了第五十一届金马奖的最佳导演奖。
而第四届的陈哲艺更是成长、成功于金马。他在2013年以首部剧情长片《爸妈不在家》先是在戛纳博得世界影人的好口碑，半年后便勇夺第五十届金马奖最佳影片。陈哲艺来自新加坡，生于1984年的他深受台湾新电影的影响。今年，陈哲艺和侯孝贤一起受金马创投邀请在论坛开讲，站在老师身边感到压力颇大，他曾坦言，没有侯孝贤、杨德昌、李安等人的作品，就不会有《爸妈不在家》。从看大师的片子到聆听大师授课，陈哲艺对社会、家庭的视角很多来自这些人的启发。当初他与侯在某个电影创投会上第一次碰面，侯听说他要拍这个故事，还送了他一本相关的书。
金马电影学院选在每年的金马影展之前招收9-16位来自全球华语地区、曾经完成两部短片作品以上的潜力导演及摄影师，在一个月内，以集体创作的方式分组完成一整套短片拍摄，并在金马影展期间放映。
金马学院还设有大师班和佳作欣赏课程。基本上，华人影坛的大师级人物，如吴宇森、关锦鹏、李安、陈果、王小帅、施南生、关本良、苏照彬等都曾任学院教授。在试验了几届之后，侯孝贤更力推让杨雅喆、林书宇、陈俊霖等青壮派导演担任导师，以期学院能够汲取到不同的养分，作为日后创作的参考。
当年接棒金马奖，侯孝贤颇有身负重任之感。亲历台湾电影起落，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改变行业走下坡路的现状。早年在法国拍摄的经历让侯孝贤对台湾电影教育有了比较多的反思，电影、艺术在法国孩子成长过程中是习以为常的重要部分，而台湾的中小学生，“一个月能看一部电影就不得了了”。侯孝贤对有理想的台湾年轻电影人十分欣赏，也因此发觉科班教育与产业脱轨比较严重。不少电影专业出来的学生，在学校就以导演自居，不愿意做别人的助手。多年的拍片经验告诉侯孝贤，在台湾拍电影有多么的困难，以及作为一个掌控全局的人，导演需要对一个电影的所有运行环节都有了解。
从第五届开始，侯孝贤不仅担任校长，还干脆亲自上场指导学生拍片。为了保证“小班授课”的效果，相应地把人数把控在9人左右。他说，现在金马学院的方式和之前不一样，虽然难度较高，可唯一的目的，是训练他们接触到真实的场景及演员，因为真实对于一部戏来说是很重要的。
金马学院的弟子来自华语世界的各个角落，很妙的却是，他们的故事画面里又都仿佛蕴含着台湾新浪潮电影里那种凛冽的真实。在取自现实的题材里，那种人间烟火的质感得以传承，这应该也是侯孝贤多年为之奔走的心愿。能够汇集亚洲不同地区的年轻人，更扩大了金马奖的语境和胸襟。
侯孝贤出任金马奖主席，在彼时的台湾影坛，可说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他曾说，如果把金马奖比作一出戏，那如何“导”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这戏不是原创，已有50多年的脉络与组织。他不是那个策马奔腾的人，而是保驾护航的角色。
读懂侯孝贤时代的金马奖
组建执行团队
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成立于90年代，是金马影展的常设机构，负责影展的全面组织工作。2009年，接棒金马奖主席的侯孝贤要求在此基础上组建一个执行团队，即金马执行委员会行政组，由执行长来负责所有事务，这个人就是被称为台湾最“年轻”和“资深”的影评人闻天祥，迄今为止一直是金马影展的大管家。
侯孝贤希望以此举来促成影展标准的完善，赋予执委会更大的独立性，以一个长期的作为来规划每年影展的重点。比如国际影展部分和华语电影竞赛的权重，每年根据影片的多少，将电影组织起来形成不同的观影单元。
对于侯孝贤来说，建立起这样一套体系标准，比以主席身份直接指挥方遒要重要得多。在这个体系下，主席的位子其实是个虚职，并不需事必躬亲。主席不会参与选片，也尽量不干涉执委会的决定。其更大的职责在于为了金马进行的社交与斡旋，找钱、找地、找人。自他主政以来，蔡明亮、关锦鹏、杜琪峰等多年来与金马相爱相杀的导演都因侯导的面子重新拥抱金马。去年他交棒给张艾嘉，心下也算踏实，铁打的执委会流水的主席，如此无论是影展还是评奖，都可以保证质量的稳定，不会因个人风格的不同而发生大的震荡。不得不说，这是人们提到侯孝贤时代的金马奖，最不可磨灭的一笔。
进一步完善多轮、多人、多层面的评审制度
虽然不再亲自选片，也力主执委会尊重评审团的评奖结果，侯孝贤还是在试图带着金马一点点与国际接轨。一向被诟病“小圈子”评审制度的金马奖，因其口味飘忽不定、且无法在艺术和产业之间寻得平衡，半个世纪以来争议颇多。侯孝贤和蔡明亮、焦雄屏、陈嘉上等相当一批电影人都对此十分忧虑，呼吁采取多轮、多人、多层面的评审制度。
现在的金马奖评审要分初选、复选、决选三个阶段。每年，执委会会根据业界推荐的名单依不同专业甄选每个阶段的评审员，不得连续两年连任。初审、复审浩浩荡荡几十位评审员，而决审阶段的十来位专业人士就是我们在颁奖典礼上会看到的华人电影大咖。
从2013年起，金马奖当天才向大众揭晓。闻天祥执行长作为侯孝贤执掌金马的得力干将，将这一改变贯彻至今。另外，担任金马奖评审团主席的人，当年也不能有作品参加，免得发生“既上场踢球又吹哨”的状况。
侯孝贤上任第一年就表示过，金马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向着一个更大的华语地区。事实上，全球华人的瞩目无形中对金马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侯孝贤把这些要求转化成了对评审的要求以及评审对自己的要求。
奖掖基层电影工作者
自诞生起就以戛纳、奥斯卡为参照的金马奖，在奖项设置上也大同小异，后来在常规工种奖项之外也陆续添加了一些特别奖项，比如“年度杰出台湾电影工作者”奖，用来奖掖当年表现突出的电影人。然而在好莱坞的碾压之下，台湾电影愈发式微，同时还要面临香港和大陆电影的竞争，金马在扩大到一个更大华人区域的同时，也令台湾影坛感到领地失守。大家一度发现，这个奖渐渐成了台湾本土影片的安慰奖，令人遗憾。
侯孝贤执掌金马后，与执委会都觉得似乎应该赋予这样一个奖项“更动人的质感”。后来我们看到，侯孝贤任内的年度杰出电影工作者颁给了灯光师、制片人、场务等幕后工作人员。执行长闻天祥说，侯孝贤非常尊重执委会和评审团，他主政金马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他本人的胸襟和目光，每每有什么事情征询他的意见，都能够有收获。2011年，金牌场务王伟六（“六哥”）得到这个奖项时，台下许多跟他一起工作几十年的著名导演和演员都忍不住感动落泪。如果不是通过这样的奖项，恐怕电影的基层幕后人员永远也无法登上舞台，分享行业的荣光。
侯孝贤深知拍片有多难，更知道在台湾拍片有多难，他格外尊重常年一起战斗的工作人员。六哥说，曾经一度想放弃电影，侯孝贤让我继续做，我就撑下来了。
设立小金马
创立于2010年春天的金马奇幻影展，在业内又称“小金马”，是侯孝贤任内赋予金马奖最具青春活力的一笔。由侯孝贤与闻天祥合力催生，举办至今。奇幻影展同属金马影展，内容从奇幻出发，包含科幻、恐怖、惊悚、推理、歌舞、甚至印度宝莱坞电影、各国Cult films，都可纳入范畴。
小金马的设立，起初源于执委会对于工作人员的考量。每年金马奖结束，辛苦工作了数个月的团队就被解散了，剩下半年没有工作。闻天祥跟侯孝贤讲，这样实在很可惜，许多人颇有才干，这样的工作节奏不能有所累积，也不利于留住有用的人才。于是生出上半年多加一个中小型影展，并主打青春牌的想法。侯孝贤做主席，确实以服务为己任。他很支持这个想法，第一届举办时，侯孝贤几乎有求必应，不仅列出个人推荐片单，还场场出席讲座和访问活动。
在缺少经费、各方面都困难不小的情况下，奇幻影展已经举行了六届，俨然成为金马奖之外的一个年轻化的电影嘉年华，吸引了许多年轻观众，对于执委会来说，能够以此来进一步培育台湾的电影文化，将年龄更小的群体纳入观影范畴，是影展之外的大意义。
扩大金马奖入围资格
创立之初，金马影展只面向台湾境内制片公司或取得台湾“资格认证”的华语电影人或机构，且严格要求国语配音。这些基于“血缘”的审核，在此后的岁月里，曾惹出不少的争议和乌龙。90年代初，金马奖曾对大陆编导演比例做出要求，只要不超过半数即可报名，而针对外籍人士则有更为复杂的关卡。终于到了1996年，金马奖进一步敞开：只要是华语为主要语言，不限制出品国家、资金来源或演职人员国籍，都可以报名参加。这一年，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横扫了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等六项大奖。
此后的金马奖，算是顺势而为，定位为全球华语影展，各种限制逐一打破。侯孝贤上台后，导演和其他主要创作人员中有5名（含）以上为华人的影片都能加入角逐，金马颁奖台上也因此站上了日本、法国等非华语区的电影从业者。侯孝贤在一个历史的节点接棒金马，有两点他很早就看得很明白，首先中国大陆会成为未来华语片的中心，这是产业发展必然的结果。再有就是电影工业的跨区域、跨国家合作。侯在任上即力推金马开阔胸襟，也是出于这样的考量。虽然台湾电影获奖似乎越来越不容易，但如果想要振兴，金马想要继续奔跑，就必须要顺应这样的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