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曾经十六次住院接受治疗，都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他们说我得了一种怪毛病，医学上叫做演员狂想症。我喜欢不断的改变自己的身份，扮演形形色色的人物，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由于我喜欢的是真实可信的演出，因此在我的演出中的演员，都是实实在在的人，不会装腔作势的演戏。只可惜，我两手空空，没法付给他们报酬，我就向财政部申请赞助，但是由于我没有政治靠山，所以他们不给我钱，我就在……”
这是陈建斌在话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的一段台词。演话剧时是1998年，陈建斌刚刚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研究生毕业，28岁，算得上不折不扣的大龄毕业生。多年来，他在影视表演的道路上走得坚实而稳重，像他的嗓音，浑厚有力。不过，陈建斌做导演却是有点出人意料，至少是相当低调。去年，在金马奖颁奖前夕，《一个勺子》曾在北京组织了一场小规模的媒体放映，由于此前这部影片的消息少之又少，不少媒体都因为工作繁忙（实则是并没有特别重视）而未能到场，谁知，这部电影竟然在金马奖上问鼎了三项大奖，堪比今年大获全胜的《刺客聂隐娘》。这让不少没有看片的媒体记者追悔不已。
一定程度上说，《一个勺子》在精神气质上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有些近似，一个是傻子，一个是疯子，都在与所谓正常人的交锋中，改变了他们的处事方式与价值标准，两部作品都在探讨存在的意义，以及世俗陈规的相对性。《一个勺子》质朴又真实，基调轻松，荒诞不经，却又能够让人触摸到生活的质感。谈及影片本身，陈建斌援引电影《最后一班地铁》中的台词，形容《一个勺子》的拍摄过程：“是痛苦，也是快乐！”而据同窗室友李亚鹏说，上大学时，陈建斌在自己宿舍的柜子上刻着四个大字“享受痛苦”。
在与陈建斌的交谈中，能够感受到他骨子里的文艺风情，他说刚刚看过瓦伊达的《灰烬与钻石》，并且对这部1958年的电影称赞有加。他的老婆蒋勤勤则说他就是“一个勺子”，这电影就是拍的他自己。在这部导演处女作中，陈建斌饰演的“拉条子”的善良、困惑、彷徨、呐喊以及无助，或许也正是这位文艺中年的自我写照。
《一个勺子》剧照：拉条子给“捡”来的勺子洗澡。对于一个“失去”儿子的中年男人，这个勺子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个替代。
电影的荒诞，是因为生活本身的荒诞
猫眼电影：看完这个片子之后，感觉和你早期演的孟京辉的话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在精神气质上有些相似，你有这个感受吗？
陈建斌：（笑）还真没有，今天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说这个事儿，我也是第一次想这个问题，真的有吗？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也许有，但我不知道。我从来都没有从这个方面去思考过这个电影。
猫眼电影：那部话剧是1998年，你从中央戏剧学院刚毕业。在那个戏里头，你的角色是个疯子，到了《一个勺子》里，这部电影的核心是一个傻子（勺子）。这两个人物有一种相似性。
陈建斌：一个疯子，一个傻子，为什么我对这个都这么感兴趣啊？（笑）
猫眼电影：有意思的是他们都是对正常人的交锋过程中，影响到了正常人所谓的观念，导致最后不知道谁是疯子、谁是傻子。
陈建斌：对对对，《无政府》里边也是，最后警察都疯了。
猫眼电影：的确这两部作品有相似性，包括那些荒诞的处理手法，在《一个勺子》里头也有很多荒诞的笔调。你在创作这部电影的时候，整体的基调设定是什么样的？这种故事中的荒诞性是一开始就定好的吗？
陈建斌：还真不是。一开始想写一个特别真实的电影，还是要从写实的角度出发。最后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呢？最后是这个情节使然，故事发生到后来的时候，情节就变得很荒诞。但是说到底，这些荒诞都比不过现实的荒诞。我觉得有些新闻，看上去比我的电影荒诞多了，真的是超现实的，都不可想象的。但是发生在真实的生活中，大家看的时候也就接受了，因为是真实的。假如有些新闻变成电影之后，你都不会相信，你都会怀疑它的真实性。这两者的区别才是真正的荒诞，就是现实和艺术创造的荒诞。
猫眼电影：你之前跟蔡尚君导演合作的《人山人海》也是这样，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拍成电影之后可能大家也会怀疑，为什么会有一个人千里追凶？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事实上，这又是真实的。
陈建斌：对，他只是把五个人改成了一个人，原本是五兄弟。也是很傻嘛！你有正常的生活，但你又可以把你正常的生活都不要，去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本来不该你做的，应该有专门的人去做的，但是你去做了，那就很傻。
《一个勺子》剧照：陈建斌饰演的西北牧羊人，憨厚淳朴，内心中又充满良善。可是到头来，却成为别人眼中的傻子。
《一个勺子》＝陈建斌自传
猫眼电影：无论中外，对于很多导演来说，他们在执导自己的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往往会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和自传经历。那么在《一个勺子》中，有没有跟你的成长经历相通的部分？
陈建斌：从你这个角度和观点出发，这部电影其实也可以当作我的自传了。一方面是这个故事的背景，农村生活，我小时候七岁之前都是在农村生活，我对那段生活“耿耿于怀”，到今天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另一方面对人物的状态，傻不傻的问题，如何摆脱你身上的傻，以及摆脱之后如何怅然若失，成为一个更傻的人。我觉得这简直就是我的生活啊！我其实生活中就是这么一个人。比如说在以前的创作之中，他们经常说“逾矩”啦，作为一个演员，又干导演、又干灯光、又干美术，什么都想参与，真的是很傻，别人觉得傻，但是他不知道，他不知自己的傻。过了好多年，他终于知道了，为什么我当时那么傻？我干了那么多活，还没落下好，人家还觉得我怎么着了。这就是认识到自己的傻了吧！下面就是要摆脱这个，“我不说了！朋友们，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不想再做那个傻子了！”但是摆脱这个“傻子”谈何容易啊，因为他是你自己，你总是在跟自己较量。好不容易摆脱了，那就成了一个中年大叔，一个微笑着的中年大叔，别人说什么都是“好好好，可以！”然后呢，突然发现，我不再是我了，已经变成了一个不知道是谁的人。我觉得这就变成了一个更傻更傻的人。
我这是举例子，不一定准确。从这个例子上，我们可以拓展到任何一个人，比如说一个人二十多岁出道，来到社会上，带着青涩、带着锐气，过关斩将，然后跟人拼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自己也受到了伤害。快三十多岁了，才觉得这不行啊，这有问题，我是做人有问题，还是怎么着？我必须得升级我自己，怎么升级自己呢？就是先认识到从前那个我不行，人家都说我是个傻逼，我得成为一个精逼，我得聪明，就要摆脱自己。摆脱谈何容易啊？我认为摆脱至少要用了十年，从三十岁到四十岁，努力克服，努力抗争，然后到了四十岁左右，有了家庭，挣了一点小钱，有一天突然照镜子，“我操！镜子里边这个人是谁呀！我不认识这个人！这个人根本就不是我曾经想成为的那个我。这个人是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最讨厌的那种人。”什么叫中年危机啊？概莫能外，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经过跟别人拼杀，跟自己拼杀，摆脱了自己身上的某些东西，你会发现自己成为你小时候最讨厌的那个人。这个人是个聪明人还是傻瓜呢？他丧失了自我，你能说他是个聪明人吗？他是一个最傻最傻的人。但是此时此刻他已经是这样了。一般人的心路历程，都是如此。难道不是吗？
猫眼电影：《一个勺子》看完之后，还有有意思的一点是人物关系的设置，勺子、拉条子、大头哥，他们是一层一层的关系，两两搭配，组成了两对关系。这是最开始就设计好的主线吧？
陈建斌：小说就是这样。为什么我看中这个小说，就是小说里用特别简单的几个人物，就把简单的食物链形成了，从最底层的农民到他们镇子上的首富，他就代表这个镇子的食物链的顶端，开着一辆“猛禽”。我觉得最好的剧本就是这样，用最少的人物关系，就能辐射出整个生活。不要看到它的背景是农村，如果把这个背景都抛开，可以是任何地方，都是这样的。我这个电影结尾讲的就是，你觉得别人很傻，你觉得这个勺子很傻，那大头哥还觉得你傻呢！比大头哥更牛逼的人觉得大头哥也傻！就是这样。
《一个勺子》剧照：这部电影中的勺子由金世佳扮演，他抛弃帅气的外型，反而打扮得像个邋遢的“耶稣”。
勺子，就是耶稣？
猫眼电影：其中有一场戏，拉条子把勺子绑在一个柱子上，用了一种耶稣式的、宗教式的绑法。后来一想这部电影中还有羔羊、牧羊人等等这些符号，这是巧合吗？还是说你有意识地往这部电影中植入了一些宗教色彩？
陈建斌：这个小说里写的就是牧羊人，不是我编的。在小说的基础之上，生发出来的，就是勺子这个形象，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无欲无求，他不为自己，只为别人，这样的人如果搁在生活里，你一定觉得他是个傻瓜。假如说耶稣，现在来到你的生活里，你一定觉得他脑子有病啊！但是你又怎么能知道你碰到的那个傻子，他又不是耶稣呢？当时耶稣在他的时代里，又何尝不是一个别人看起来的傻子呢？他为什么会被被人绑到十字架上呢？是不是就是因为被人觉得他有问题啊？对不对？当时的执政者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可以这么去理解这个问题。
至于牧羊人那个身份呢，他儿子不在，他有一群羊也有小羊，这些都是原小说里就有的。后来出现了一个傻子，跟他儿子年龄差不多，洗干净了跟他儿子还很像，这些都是小说里的。只是引申过来，缺失的儿子用羔羊来代替，这个是电影里新加的，然后这个傻子出现了就成了他儿子的替代品，你看后面有一场戏是傻子被人接走的时候，拉条子的老婆已经在收拾他儿子的房间，就是想要让傻子从羊圈里搬出来，住到他儿子的房间。但就是那天晚上，傻子被带走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羔羊和傻子，都是牧羊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但是当一切被搞得稀里糊涂的时候，这个牧羊人宰杀了这只羔羊。为什么呢？宰杀羔羊之后跟他能碰到的村里的最聪明的人，也就是三哥，要请教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困扰他了。为此他可以杀掉他心中最软弱的部分，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人为什么发出疑问呢？发出疑问的原因就是产生了怀疑，如果不怀疑，为什么要问呢？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他去请教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人能够回答他的问题。如果问题这么容易就能回答的话，我觉得这个电影也就不用拍了。我们这个电影其实就是提出问题，没有答案。但我们面临这种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是像拉条子一样做，被人看成傻瓜呢？还是你就像大头哥说的，断然我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你会如何选择呢？还是说你做了以后，你会觉得自己错了，然后你会否定自己，干掉自己。
猫眼电影：其实这像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模型。
陈建斌：是，但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人内心当中的斗争。我应该如何成为我自己？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我？你由着自己成长是不行的，你是要遭受到许多的磨难和打击的，没有几个人能做到。那就要改变自我，就要把你心中的羔羊给杀掉，否定自己，改变自己，适应大家，你能够过上很好的生活。
猫眼电影：关于人的疑问，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疑问，你现在还会像拉条子一样，存在这些疑问吗？
陈建斌：当然。为什么喜欢这个小说呢？就是这个小说把这些可能性都实现了，当我第一次看这个小说的时候，我一边看，文字就转化成画面，一部电影的雏形就出现了。这就是我想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把我所有的疑问都装进去。
猫眼电影：而且还是可大可小，小了就是生活里的一个小事，就是五万块钱的事儿，大了就是一个人生的终极命题。
陈建斌：对对对，你可以看到这个电影就是很小的一个事，就是一个勺子怎么怎么地，但是你也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事。这部电影就像一面镜子，你能看到什么，取决于你对生活的认识。
《一个勺子》力求还原生活的真相，为此，陈建斌也试图效仿张艺谋采用偷拍的形式，谁知GoPro不靠谱，最终没能实现。
偷拍，是最大的难题
猫眼电影：这是你第一次做导演，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地方是很难过关的地方？
陈建斌：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偷拍”。因为在拍这个电影之前，我认认真真地看了很多遍《秋菊打官司》。《秋菊》里边很多戏都是偷拍的，是提前把机位埋好，而且不是一台机器，是几台机器埋好，演员走在人群里。所以那个电影才是那么的生活，你根本分不出来（哪些是表演哪些是真实）。我们也想这么拍，而且我想升级，你想《秋菊》那都是十几年前的电影了，我们现在的设备也都升级了，我应该拍得比他更鲜活。
我们就准备用GoPro拍，这个摄影机很小，就装在摄影师的帽子上，根本看不出来是在摄影。这样就可以深入人群，“偷拍”到人群的中景、近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个想法当时简直把我都震翻了，太牛逼了！然后做实验，找了一个菜市场，摄影机从屋里出来一直到屋外，再到屋里，实验也都没问题，当时觉得太牛逼了，这简直是划时代的！再然后就去甘肃拍摄，有一天我们就拍了一早晨，因为担心素材，中午就拿回去检查，一检查结果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做实验的时候是在北京，也是冬天，加上雾霾等等原因，光照度不够，所以屋里屋外没有特别大的反差，就可以。但是甘肃一出门就是蓝天白云，所以从屋里黑的地方一出来，光照强度的对比就特别强烈，GoPro的宽容度就不够，就没法用，那一早上拍的东西都不能用，而且证明了GoPro不靠谱啊！没办法，又回到了原来的传统的拍法，就是在车里藏好然后开始拍。
为了支持爱人的事业，蒋勤勤也“自毁形象”，扮演了一个土掉渣的村妇。在这部电影中，她的表演同样非常精彩。
猫眼电影：为了拍这部电影，你也找了很多自己的亲戚朋友过来帮忙？
陈建斌：对，（王）学兵这是我同学，（蒋）勤勤是我老婆，“卖瓜子的”是我同学，“李大头的老婆”是我同学，“李老三”是我同学，“村长”还有“警察”都是我的朋友，是我从新疆调过来的，他们都是非职业的。复印店那个小老板，就是那一家复印店老板的儿子，一直到我那天早上去拍戏，演员都没定下来，坐在那儿正发愁呢，突然我看见人群中有一个人在晃悠，我说他是谁？他们说这是这家店老板的儿子，我说就让他来演！演得非常好，因为他不用演，本来就是他们家自己的店。这些演员都非常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你在里面分不出派别，也分不出谁是职业的，谁是非职业的。
《一个勺子》是陈建斌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但是出手不凡，这也源自于陈建斌多年的积累和沉淀。 他追求写实的电影理念，也极具作者风范。
我不要美化生活，也不丑化生活
猫眼电影：以前采访贾樟柯导演的时候，他也说自己的经历，那时候看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看完之后就被大银幕上的生命力给震撼到了。在你的经历中，有没有哪些电影让你为电影的魅力所折服？
陈建斌：有的有的。包括像老贾说的这个《黄土地》，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在电视上看到的，热别震撼，电影结尾的时候，人群往那边走，但是憨憨一个人逆流而上。那时候我才十几岁，说实在的，我不知道那里面讲的是什么，但是那个画面给你的震撼，你会觉得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它会停在你的心里，然你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有魅力的画面？等我真正的十七八岁，我在电影院里看到了《红高粱》的时候，到了“颠轿子”那一场戏，我就直接在观众席上站起来了，就是激动的，完全征服了你。它的那种昂扬的情绪，还有姜文在里面的表演，竟然还有这样的表演！另外就是特吕弗的《最后一班地铁》，我当时在电影院看的，在新疆。德帕迪约也是属于那样的演员，他的故事讲的是后台的事儿，排话剧的事儿。我深刻地记得电影最后的几句对白，德帕迪约看着德娜芙说：“你真美，看着你是一种痛苦。” 德娜芙就说：“可你昨天还说是一种欢乐。”德帕迪约说：“是痛苦，也是欢乐。”这是电影的结尾。我操！我真是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这三句话来形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艺术，是痛苦也是欢乐。包括我做这个电影也是，经历了很多欢乐的时刻，也经历了很多痛苦的时刻，加在一起就是“您真美！”
猫眼电影：最近这些年，中国电影在农村题材、西北题材的领域中，很少，粗砺的、生命力旺盛的电影，特别少。
陈建斌：我拍之前，就想看一下咱们之前拍的农村题材的电影，有好的可以借鉴一下，我翻来翻去，之前最好的还是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
猫眼电影：对，《秋菊打官司》所提供的影像风格，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特质。《一个勺子》的影像风格也是你跟赵小丁商量过的结果吗？
陈建斌：是我们选择的，想要一种粗砺的、直接的、生猛的，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影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影像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都拿一个手机，动来动去，唰唰唰，这是我想要的。我最开始跟赵老师就说，我们这个片子“不带装修”，我真是特别反感咱们的电影里有太多的“装修”，我很讨厌，很虚假。我不要美化生活，我也不要丑化生活，我先正视生活，生活本来的面目是什么样子，里面的人、里面的景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应该首先做到真实，然后再讲自己的东西。
电影叫什么？电影叫真实的艺术，无论什么电影，首先得要真实。你看好莱坞的科幻电影，拍的也很真实，并不是因为科幻了就胡拍，弄得特假，不是，反而越科幻越真实。影像上必须真实，表演也必须真实，这是一个前提，在真实的基础上，你去讲故事，这个故事讲成什么样都可以。
（采访、文／亚伯；摄影／小强；编辑／该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