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姗姗的身上，你很容易剥离出新生代女演员共有的个性特点与生存遭遇：更多的机遇，更多的诱惑，更多的自信，更多的质疑……她们这一代艺人比谁都清楚“欲戴王冠，必承其重”的名利场游戏规则，但想要在疾风骤雨般的“网络暴力”中泰然自处，却仍非易事。

（一）

演员袁姗姗穿着白色西装，袖子挽起，站上了TEDx的舞台，从一个问句开始了她的演讲：“有谁在一年365天天天被骂？”她开始讲述自己在网络世界“被黑”的经历，语气缓慢而笃定，主题是严肃的“在网络暴力中捍卫自己”，但她并没有带着哭诉的心态，在她说到媒体总结了“袁姗姗不被观众所喜欢的五大理由”，第一大理由是“没有理由”时，这种自我嘲讽引来了台下的笑声。

娱乐圈演员在一个严肃舞台上发表演讲，在中国并不多见。演讲视频迅速在微博上走红，甚至有人把视频中的台词一帧帧截图，凑成图文版的演讲。相关内容在微博上被转发了8万多次，网友纷纷表示要对袁姗姗“黑转粉”。

演讲视频在网络上引发如此大的反响，袁姗姗坦言没有想到，网友把她之前Po出的马甲线照片一并找来，两者放在一起，更是有了“励志”的味道。一时间“袁姗姗演讲”迅速成为微博热搜榜上的关键词，而第一次，她上热搜榜的关键词是“袁姗姗滚出娱乐圈”。

28岁的袁姗姗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2005级表演系，她的大学室友是演员杨幂。与杨幂类似，在饰演了编剧于正的《宫锁珠帘》《宫锁连城》等古装剧后，她在新生代女演员中脱颖而出。

她们这一拨新生代女演员大多经历过人气与口碑难成正比的尴尬，无论是袁姗姗、杨幂又或是刘诗诗，古装偶像剧让她们迅速蹿红、品尝到名利的果实，但缺乏雕琢的演技以及快餐化的剧情和人物设置，又使她们背负了一系列骂名。

遭受网络暴力的演员不止袁姗姗一人，她甚至不是最严重的受害者。她的同窗好友杨幂在参演了于正的《美人心计》后跻身一线花旦行列，但一路走来却难逃被黑的命运：从“整容风波”到被质疑唱功，再到无事生非的“脚臭”挑衅，杨幂的演艺之路从未风平浪静。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身处其间，她们当然也明白游戏规则的无奈。甚至还有人将明星遭受网络暴力次数的多寡与其受到关注的程度等同起来。但在袁姗姗心里，她一直不能理解这种怪异的换算方式，她能做的，只是一次又一次固执地对“网络暴力”做出本能的反应。

（二）

北京最炎热的7月，袁姗姗一直处于忙碌中。采访当天，她赶着去天津参与电影《煎饼侠》的路演，我们的采访只好在北京开往天津的车程中进行。这一整天，她接受了三家媒体的采访，无一例外，都跟TEDx的演讲有关。

早上9点，车从北京朝阳大悦城出发，袁姗姗穿着白色上衣和厚底凉鞋，不施粉黛，人却很精神。她一边吃着从面包店买来的三明治和酸奶，一边接受访问，平实而接地气儿，给人一种不设防的自在。

建议袁姗姗去TEDx演讲的，是她在华谊的前同事孙阿美。阿美曾是周迅工作室的宣传人员，现为华谊兄弟公益基金负责人。2014年12月，孙阿美受邀于TEDxNingbo 进行主题演讲，讲述自己作为一名乡村电影放映员900天的故事。

TED是美国的一家私有非营利机构，诞生于1984年，发起人是里查德·沃曼。每年3月，TED大会会在美国召集科学、设计、文学、音乐等领域的杰出人物分享他们关于技术、社会、人类的思考和探索。比尔·克林顿、比尔·盖茨、歌手保罗·西蒙、U2乐队主唱Bono都曾经担任过演讲嘉宾。尽管TEDx并不同于TED，但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仍不可小觑，许多名流都以能参加TEDx的演讲为荣。

今年4月，袁姗姗在横店拍戏，孙阿美问她有没有兴趣参与TEDx的分享。袁姗姗犹豫了，那是一个对她而言十分陌生的舞台，“我没有任何的演讲经历，你想小时候背课文，像这样倒背如流都很难，那么你要去准备稿子，而且你知道在上面演讲的那些人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如果你上去讲得太差，真的会很丢脸。”

后来孙阿美提议袁姗姗以“网络暴力”作为演讲的题目，她说：“没人比你在这个问题上更有发言权。”

对于网络暴力，袁姗姗的确很有发言权。她第一次受到大规模的网络批评是在《笑傲江湖》播出时。她饰演的“任盈盈”在剧中与令狐冲大肆谈恋爱，招致不少金庸迷的不满。新版《笑傲江湖》从剧情到服装造型，都被网友吐槽了一遍，金庸迷将怨气投射到演员身上，称袁姗姗为“香肠嘴”，还有不少粉丝在网上对她展开赤裸裸的人身攻击。

那段时间袁姗姗正在拍于正的《宫锁连城》，一边拍戏，一边被“黑”，情绪陷入低谷。“当时我还是挺想把《宫锁连城》演好的。我记得我一个星期都不在状态。”于正和剧组里的演员都劝她想开一点，但她很难平心静气。“我觉得在《宫锁心玉》和《美人无泪》阶段，大家是在评价你，觉得你演技不好，但是到了《笑傲江湖》的时候，我觉得那已经是人身攻击了。”

左思右想，袁姗姗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化解危机。

之前，她通过孙阿美认识了一名孤儿，孩子需要一笔可观的手术费。在和孙阿美商量后，她在微博上发起了名为“爱的骂骂”的活动，她手举一幅白板，上面写满了彩色的字体，“欢迎参与爱的骂骂，感谢每天过来辛勤骂骂的人，给了我启发。有怨气的都集中在这条微博下面，敞开心扉吧。每条留言我会捐出5毛钱，用于‘爱心蓝天’一名孤儿的手术费。”

最终，袁姗姗为此项行动捐出了50693.5元（换算一下，她在微博上经历了至少10万次的骂声）。

捐款用于对患病孤儿“小明月”进行手术。但袁姗姗没有想到，她的善意却被视为对舆论的一次挑衅。站在风暴中心，新一轮的嘲讽正在升级。

7月的一天，她和孙阿美在青海转山，白天信号不好，晚上回到酒店，她打开手机，微博上满屏的“袁姗姗滚出娱乐圈”，孙阿美为了安慰她，让她不要老看手机。第二天，转山两小时，阿美说：“你转了这个山之后，说不定会好很多，这是转运的。”袁姗姗背着包，觉得“拼死也要把它转完”，最后把整个山上的钟都敲了一遍。

但好运并没有来。等袁姗姗从青海回到老家，“滚出娱乐圈”事件已愈演愈烈，“其实那个时候的心情已经有点平复了。相当于刚一放松下来，又来一剂，就是这样的感觉。”

在家的一个月，袁姗姗的整个状态只能用“停滞”来形容，没有访问、没有工作，家里的氛围也很微妙，父母不太敢问她，她什么也不说，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生怕会伤害彼此。

“我去的时候还是开开心心的，回来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袁姗姗现在回忆起整件事，仍然心有余悸。她紧蹙着眉头，像是在剥开愈合的疮疤，“所以这次演讲我没有任何技巧，我只是在诉说这两三年我的经历，这些事情都是亲身经历过的，在演讲的时候，我的思绪会被拉回到事情发生的那一刻，那些画面就会不断地从脑子里面过。”

（三）

袁姗姗评价自己，是没有太多规划，也没有太多“野心”的类型。直到现在，经纪人让她去见一些投资人，她都说“不用，不用”。“没心没肺”是好友孙阿美对她的定义：“我觉得她挺幼稚，挺单纯的，在业务上没有像同年龄段其他女演员那样有上进心。我觉得她事业心不太强，至少2013年之前是这个样子。她无忧无虑，也没有什么城府，没有什么特别的目标，可能就有戏拍，有收入，就心满意足了那种。”

她不像同班同学杨幂那样有规划，大学期间已经有规律地跑组，有意识地拉近自己与演艺圈的距离。毕业后，袁姗姗有很长一段时间接不到戏。那段日子，她跟着一个她称为“罗阿姨”的独立经纪人跑组。

袁姗姗记得有一年冬天，北京的雪下得特别大，路面积了厚厚一层，她跟罗阿姨开着车去各个剧组递资料，阿姨说：“这么冷的天，去宾馆跑组的肯定只有我们两个。”果不其然，剧组里连其他应聘者的影子都见不到。

入行最初几年，袁姗姗没少吃闭门羹。《野鸭子》是她的第一个机会，她在剧中饰演一个大学生。她的戏份有接近100场，“就是没日没夜地拍”，当时她跟另一个同组的女演员住一个房间，中间有一个星期，两人“没见上面”，“我回去的时候她在睡觉，我出门的时候她还在睡觉。”

拍《野鸭子》那段时间，袁姗姗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头发开始小把地掉，有时候三天两夜她只睡两个小时，戏杀青时，袁姗姗跑到导演面前说：“我再也不想做演员了。”但正是这部戏让袁姗姗交到了好运。《野鸭子》中的一个演员把她介绍给了《秦香莲》剧组，让她有机会第一次体验到女一号的滋味。

2010年，袁姗姗通过刘雪华的介绍认识了知名编剧于正。那时大家都心知肚明，上于正的戏就意味着要火了。于正答应袁姗姗在《宫锁心玉》中客串一个角色，而她的大学室友杨幂正是这部戏的女主角。

于正对袁姗姗的印象是没有心机，说白了就是“挺傻的”。《宫锁珠帘》于正请她饰演女主角，“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不会演，我说你给我个女二号、女三号吧，女一号我胜任不了。”

即便当了女一号，袁姗姗也没敢奢望大红大紫。事实上，她对于《宫锁珠帘》的记忆是痛苦的，整部戏她都是在“否定”中完成的。

“有人会去找于老师说要换人，也有一些演员会毛遂自荐。”拍戏的每一天，袁姗姗都是紧绷的状态，“很不自在，很不自然”。“那个氛围就感觉所有的人，都在否定你，包括导演，包括工作人员，包括你自己都在否定你。”

戏拍到一半，杨幂去探班客串，两个人一起吃饭，杨幂问她：“你怎么变成这样了，这么不自信，永远都在否定自己，总在问行不行啊。”

电视剧杀青，袁姗姗如释重负，不是因为憧憬担任“于正剧”女主角即将带来的一切，而是因为“一切终于结束了”。拍完那个戏之后，袁姗姗第一个想法是：“我宁可不要这些，也不要过这样的日子。”

一只对名利缺乏欲望的动物，也许很难品尝它的战利品，却要承受与之相伴的非议与负累，这或许正是袁姗姗感觉辛苦的原因。

（四）

从坚持健身开始，袁姗姗的心态变得积极起来，一个以前没有什么人生规划和目标感不强的人，在今年偷偷练出了马甲线，把周围的朋友和网友都吓了一跳。从行为学上来说，健身是一种积极的自我暗示。袁姗姗迈出了积极的一步。

把“被黑”变成“自黑”或者说自嘲，袁姗姗觉得她的内心已经愈发坚强，她做反网络暴力演讲，则是“用一种旁观者的心态来审视过去遭遇的暴力”。

起初袁姗姗“被黑”，她会一条条去看评论，然后偷偷在剧组难过。那时她总是以一个“受气包”的形象出现，这与其他新生代艺人马上跳出来对峙或者说享受这种“越骂越火”的状态截然不同。

袁姗姗觉得，她骨子里这种不够强大，或者过于隐忍的个性，与她的成长环境有关。

她出生在一个十分严格的家庭中，父母都是公务员。

父亲十分保守，很少会夸奖她。在家属院里，她的父亲对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多好。”袁姗姗的童年几乎是在“否定”中长大的。

上了初中，袁姗姗也开始爱美了。有一次她买了一条满腿都是花的牛仔裤，可是穿过一次后再也找不到了。过了几天，她才从衣柜最底下翻出它，牛仔裤已经被剪烂了。父亲说：“这个裤子你不能穿，特别像一个女流氓。”

在成长过程中，另一件令她痛苦的事是学小提琴。每天两小时雷打不动的练琴时间对袁姗姗而言是最难挨的。每当她想偷懒，母亲就会拿着衣架站在她背后，“我那时真恨不得把家里的小提琴砸成两半”。

但在父母眼中，“演戏”是一件不务正业的事。当袁姗姗拿到北电的通知书时，父母并没有多高兴。在她毕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父亲还屡次劝说她回家当幼师。

高中之前，袁姗姗都是比较内向的，开始上艺校后，她突然感受到一种自由。在入学的第一天，父母把她送到寝室后，她没有一点不舍。

在多年以后，袁姗姗才发觉原来学小提琴和学舞蹈都是母亲的“理想”，而不是她的，她小时候很难有选择权，也不会反抗。

这跟她日后在剧组拍戏遇到刁难的反应一样，只能选择忍受，而不是去解释和争吵。

（五）

随着时间的流逝，袁姗姗和父母达成了某种和解。她确实曾经有些“胸无大志”，但依靠自己的努力也慢慢找到了向上的节奏，父亲终于开始正视“演戏”这个职业。

面对网友的攻击，她也慢慢学会以一种更加轻松的方式来面对，当然，是不是所有的明星最后都要靠“自黑”来赢取粉丝的欢心，这一点，还有待商榷。

但无论如何，她已经不再是小时候那个任由爸爸剪烂牛仔裤的小女孩，也不是在剧组被否定后逆来顺受的女演员。

慢慢地，越来越多的机会找上门来。近几年，袁姗姗开始有意识地摒弃玛丽苏的角色，接演时装剧。在这些电视剧中，她的造型更现代，也让粉丝们发现了她的另一面。她参演的电影《煎饼侠》上映第四天，票房接近5亿元，而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这一代艺人不像上一代那样高高在上，却也因为与粉丝和大众距离太近，折损了不少光环。新一代艺人面临着更加残酷的生存之道，在网络上，每天喝水、吃饭、睡觉都在时刻直播。粉丝与偶像间的距离几乎为零。真人秀节目的火热，则更是将明星赤裸裸地展露在众人面前。微博的匿名性让发言的成本和后果大为降低，个人与大V、粉丝与偶像的话语权结构都在被重塑。寻找粉丝与偶像之间的微妙平衡，成为当代艺人必备的技巧和生存之道。虽然多少有些无奈，但它既迎合了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又不致让可畏的人言将年轻的心灵推向绝境。

“网络可以成就你，也可能毁了你。”袁姗姗说，“我们也许比之前的老艺人更少了一层保护，那你就只能比你的前辈们更坚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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