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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那些残骸仍在，它们在白节山海域的水底已经沉睡了63年。我们在詹姆斯·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里，能看到北大西洋4000米海底钢铁坟冢的阴森内部，但在距离更近的舟山群岛，我们却无法得知水下场景。1949年1月27日，一艘叫太平轮的船在此沉没，约千人罹难，仅有四十多人生还。随着太平轮一起沉没的，除了人的生命，还有对未来的期盼。随后不久，两岸割裂，海难很快就被政治的忧惧所取代。一个时代都沉没了，谁还会在乎一艘船呢？

两年前的5月25日，年长的幸存者和年轻的遇难者家属别着黄丝带，手捧白色菊花，来到这片海面上，面朝白节山灯塔方向默哀，祭奠沉入深海的亲人和一个远去的时代。

60年过去，这起死了上千人的海难，没有多少人问津。来自台湾的张典婉是这次海祭的发起人。12年前，她开始收集关于太平轮的点滴。

（2010年5月25日，浙江舟山，太平轮海难生还者及遇难者家属共25人乘船出海，为61年前的遇难者海祭↓）

我在张典婉的办公室呆了大半天。在等待采访的时候，她给我吃了一种台湾带来的甜点。那些被一艘沉船划分两岸的亲朋再次吃到对岸的甜点时，几十年就过去了。

2005年，张典婉到上海档案馆查阅关于太平轮的资料。当她看到一捆捆被灰尘覆盖的“民国三十八年”纸页时，非常激动，“这么多年，没人碰过。”

2000 年，张典婉的母亲司马秀媛离开人世。她当年乘坐太平轮从上海来到台湾。整理母亲遗物时，张典婉发现了父母在上海的身份证，记录着沪上生活点滴的记事本，和一本写满朋友电话住址的通讯录。这些物件被锁在抽屉里，张典婉之前从没见过。

她大哭了一场。“母亲一直在讲太平轮的故事，可是我那时候太年轻，不能体会。” 四十出头，已是两个小孩母亲的张典婉决定要写下太平轮和母亲家族的故事。在收集家人故事的时候，她发现了更多人的故事，这本叫《太平轮一九四九》的书中，有音乐家、军人、商人、报人、公务员、职员……他们的命运在一场旅途中被改变。

起航，死亡的旅程

年逾九十的叶伦明坚持长跑几十年，曾经是香港最年长的马拉松长跑选手，他是太平轮海难的幸存者。张典婉在车水马龙的铜锣湾地铁站口第一次见到叶伦明后，叶对她说：“我要为他们而跑。”叶伦明所说的“他们”，是1949年1月27日与他在太平轮上一块晚餐的朋友。

那天是小年夜，第二天便是除夕。当天下午，上海黄浦码头吹着寒风，日光昏沉。人们提着大包小包，挤着登船。太平轮停靠在忙乱的码头里，农历新年之前，这是驶向台湾的最后一班轮船。一个个木箱被陆续抬上了船，里面装着运往台湾的杂货、国民党史料、金融机构的账册报表，和工商企业经营往来的资料，近六百吨钢筋也被拖进船舱。

（1949年11月，上海，带着大包小包行李的难民挤进了一艘准备开往浙江宁波的船上。这船原是美国海军的给养供应船↓）

船吃水很深，船身倾斜。“我看到船都歪了，不敢坐，就把船票卖了。”一位姓施的女士多年以后向张典婉回忆。船票不便宜。国共内战后期，船票不再是票面价，多用黄金直接交换。更多的人一票难求，想趁乱挤上去。由于进货延误，原本上午要开的船，直到下午4点半才离开上海。

南京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来到黄浦码头的时候，船票已经卖空。他从南京赶来，准备乘船去台湾，和妻女一块过年。自从进入1948年之后，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相继打响，战火遍地。吴伯超的妻女已经提早赴台。“父亲担心战乱影响音乐学院师生安全，极力向当时教育部长朱家骅建议，将音乐学院迁到台湾。”吴伯超的女儿吴漪曼说。

吴伯超在码头上遇到了太平轮的三副，他们之前认识，看到吴教授无票可买，三副慷慨地把自己的床位让给了他。

当年曾经服务于海员工会的任钦泓回忆：只要与船上工作人员熟识，便容易无票上船。在上海保存的法院档案显示，在太平轮所有者——中联公司提供的名单里，正式登记的乘客是508名，但是，还有很多人没有登记，通过各种方式上了船，乘客实际超过千人。

2004年，张典婉在上海一家餐厅吃饭时，偶遇作家白先勇。她告诉白，自己正在拍关于太平轮的纪录片。白指着正在餐厅里吃饭的一位客人说：你应该采访他。

这位吃饭的客人是现任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培凯。他当时还是婴儿，其家人准备迁往台湾，买了1月27日太平轮的船票，但他吐奶严重，母亲为此烦心：这么长的海上航行，该如何是好。此时，恰好所托之人及时帮他们买到了飞机票，于是没上那艘“死亡之船”，而是改乘飞机前往台湾。“来了台湾，妈妈对我特别好，常说还好我吐奶，救了全家。可是如果我调皮，惹得她心烦，她就说：都是你！如果坐那艘船沉了，现在一了百了！”郑培凯说。

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国共战场上的连连失利，蒋介石已经为南迁作好了筹划。1948年，故宫那些价值连城的国宝和中央银行的大批黄金，开始秘密运往台湾。上海出海口施行宵禁，但大多数船只无视此规定，包括太平轮。

太平轮驶出港口不久，黄昏旋即转为黑夜。为躲避军方可能的拦截，如同其他夜航船一样，太平轮一路不点灯不鸣笛。为赶时间，还改了航线。在太平轮厨师张顺来的记忆里，这天晚上海象极佳：无风、无雨、无雾。毕竟是小年夜，一顿像样的晚餐更能增添节日气氛。太平轮管事顾宗宝登船前，采购了丰富的食材：培根、沙鱼、海参、干贝、冬笋……各类酒水饮料也很充足。

与此同时，另一艘船——建元轮也在没有星光灯火的黑暗中行驶，这艘益祥轮船公司的货轮从另一端——台湾基隆港出发，满载木材与煤炭，朝着上海方向驶来。

船舱里，乘客与船员吃喝打牌，兴致浓郁。因为第二天就是除夕，许多人期待下了船便可以和家人团聚。叶伦明在为大伙儿盛米饭，他与几位熟识的好友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晚餐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在海的另一头，许多人在等待。不到10岁的李昌钰，与兄姐一起玩耍，父亲已经有些时日未见，小孩们颇为想念，他们在院子里用石头摆出了“父来公园”几个字。他的父亲李浩民登上了当天的太平轮。李浩民是江苏如皋人，家中世代经商，发迹后，转往上海，从事石油及百货生意。1947年，看到时局莫测，他让家人先去台湾，自己留沪。

晚上11点5分左右，太平轮在海面上已经航行了将近6个小时，晚餐的欢愉时光已过，大部分乘客已经入睡。此时，李述文在船舱里听到“砰”的一声，接着有铁链放下的响动，他觉得不对劲，走出船舱一问，才得知，太平轮与迎面驶来的建元轮发生了撞击。

生还者徐志浩事后讲述：“太平轮与建元轮，都是晚上夜行，熄灯急驶，太平轮大副当天已喝醉，交由三副掌舵，三副忘记调舵，等发现建元轮迎面而来，提醒挂灯鸣笛已经来不及了。”

被撞的建元轮很快沉没。结实一些的太平轮，并没有马上意识到情势的险峻，继续前行。很快，有乘客发现船的下舱进水情况非常严重。得知此状况，船长下令开足马力，试图让太平轮朝最近的海岸驶去。

张典婉（图/本刊记者 梁辰）

沉没，冷酷的冰海

一切已无时间扭转。海水涌进船舱的速度快过了太平轮行驶的速度。在叶伦明的回忆里，仅仅几分钟之后，太平轮就开始下沉，忙乱的声音和凄厉的哀号开始在海面上响起。

“两船相撞时，没有即时放下救生艇，放下后，也没人割断绳索逃生。”徐志浩回忆。

国防部参谋少校葛克所在的船舱已有海水涌入，他和妻小赶紧登上甲板，想上救生艇，但上面已经挤满了人，根本进不去。

船身右侧就要沉入水里，葛克抱着女儿和大儿子，妻子抱着小儿子，紧紧拥抱在烟筒旁。一股海浪掀来，葛克掉进海里，妻儿都不见了。他连呛好几口水，挣扎着浮上海面，爬到一块木板上。随后又来了两个人，三人背靠背坐在板上，下身浸在海里。每一块漂浮物都成了救命的稻草。葛克看到，有人掏出枪，迫使别人让出自己的木板。“有人心肠很坏，自己放了小艇，也不愿搭救别人，就往前冲了。”回忆至此，叶伦明仍然非常愤怒。

“落水恐惧，已足使人精神受极大威胁，而天气冷冻之严酷，直可使活人冻僵，身穿衣裤，全部湿透，加以酷冻，身如贴冰，浑身发抖，牙齿互撞不已。”这是李述文的描述。

人们抱着各种物品，泡在冰冷的海水里等待着，夜晚显得过于漫长，很多人撑不住了，沉入水中。直至天明之后，他们隐约看见一艘轮船从远方驶来，用尽力气大声呼救。

当时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得救的有36人。根据张典婉的调查，在这36人名单之外，又发现了几名幸存者，达到了四十多人。大部分的人没能获救，这个数字在千人左右，和泰坦尼克号的遇难人数相差不多。“我们是否愿意去体会，那一艘永远抵达不了目的地的轮船上，其实有着比电影《泰坦尼克号》更真实、更动人的事情发生着呢？”张典婉说。

白先勇写过小说《谪仙记》，里面有一位叫李彤的小姐，父母因太平轮沉没而遇难，她的命运因此而改变。谢晋把《谪仙记》拍成了电影《最后的贵族》。吴宇森正在筹拍的电影《太平轮》就是以太平轮海难为故事原型，搁浅的拍摄计划在2011年重新启动。

2010年1月27日，太平轮纪念协会成立，不时有遇难者家属打电话给张典婉。有一天，一个电话打过来，电话那头的声音停了很久，然后说：我是生还者。这让张典婉非常兴奋，在此之前，叶伦明是她惟一能采访到的生还者。

给张典婉打电话的是王兆兰，她是官方名单里年龄最小的幸存者，当年16岁，也是仅有的两名女性幸存者之一。王兆兰的母亲、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全部罹难。沉船后，王兆兰在海上漂了一夜，身体已经冻僵。“不知道什么时候，妹妹的手松开了，弟弟也不见了，我被人拉到木箱上，呆呆地看着海，清晨太阳出来了，有艘船经过，大家说，喊哪！喊哪！我喊不出来……”

（王兆兰和丈夫，当年16岁的她，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

王兆兰记得，在救起落水者的澳大利亚军舰上，军人们给她分发了热汤热茶，把湿透的衣物拿去烘干，让她认领物品。王兆兰不懂英语，请了另一名获救的女性周侣云帮忙沟通。

周侣云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自己落水时的感受：“我只觉得身体往下沉，可以听见水从耳边滑过的呼呼声响，好像身体被夹在什么东西里，水不断从嘴、鼻、耳里进入肚子，我一时想着什么都完了。但是我感觉在海水里淹死太难受了，这样死太不值得，我宁愿死在炮火里或实验室里。”

徐志浩则写道：“我看见用手巾满包着的金条，在他们全身只剩一只头在水面时，这时价值百万金圆的金条，也都不再恋情地被送到了海的怀抱里！什么都在这时成了废物，只有生命是最宝贵的！大家都为着自己的生与死做最后的挣扎！”

落水后的徐志浩看见一只大木箱，上面坐着有四五个人，他便奋力游过去，马上就要碰到木箱时，他被一脚踢开。他最后找到了一只小浮筒。随后，有3人在向他求救，他拉起了其中两人，第三人则沉入海中。

“如果社会人士再没有对航行事件深切的注意和追究，那么更悲惨的故事，我们还会有机会听到的。”这是徐志浩在海难后发出的呼吁。

张典婉在上海档案馆调出了1949年2月22日葛克给法院的证词，上面写道：“我觉得船公司不守时间，是最大的错误，船上管理不得当，救生艇不能利用救生，反而与船同时下沉，载重逾重，全船无一空地，非货即人，因此加速下沉，这次许多人死于非命，中联公司当不能脱卸责任。”

太平轮隶属中联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群浙江宁波同乡集资兴办的轮船航运公司，蔡天铎是股东之一。他的儿子、台湾著名主持人蔡康永在《我家的铁达尼号》一文中写过：“所谓‘我们的轮船’，其实是几十年前，爸爸在上海开的轮船公司的船。这家公司所拥有的轮船当中，最有名一艘，叫做‘太平轮’。”

太平轮原是二战中美军的军备运输船，单层底舱，船体单薄，设计时预备迅速报废，并不作长期使用。在搭乘过太平轮的人的记忆里，它像一个黑黝黝的洞。

1949年前后，大批国民党官员和民众从大陆前往台湾，前后迁徙总人数达到200万。以运送商旅来客为主的太平轮被视作逃难船，自1948年7月起，航至1949年1月27日沉没为止，太平轮共行驶35趟。

当时，像太平轮一样往返于上海与台湾之间的海船数量可观，有几十艘之多。中联公司之外，中兴、海鹰、平安、复兴，都是规模庞大的轮船公司，在国共内战时被调拨为军用船或运输船。

由于国共时局日趋紧张，千人殒命的太平轮海难责任追究被政治大潮淹没，匆匆结束。最终的处理结果是，中联公司抵押了两艘轮船，向遇难者家属进行赔偿。但是所赔金额不尽如人意，中联公司以破产收场。

太平轮海难4天后，历时3个月的平津战役结束，共产党军队占领北平，蒋介石辞职，李宗仁成为代总统。李宗仁提出的“划江而治”方案被共产党方面拒绝，和谈破裂。4月20日，共产党军队发起渡江战。4月23日，青天白日旗从南京总统府上空飘落。5月20日，台湾省主席陈诚宣布台湾地区进入“戒严”状态。10月1日，共产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开国大典，升起了五星红旗。

等待，遥远的彼岸

2009年下半年，台湾的图书排行榜上有3本畅销的回忆录。8月份上榜的是齐邦媛的《巨流河》，9月份是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10月份是张典婉的《太平轮一九四九》。3本书占据了排行榜前几名的位置。

张典婉在她的办公室里谈起了她对这些同类书籍的阅读感受。她对台湾大学教授齐邦媛非常敬重。“我觉得她就是一个历史的缩影。”

齐邦媛也有着关于太平轮的回忆。1月27日的夜里，太平轮在海上航行时，齐邦媛与丈夫罗裕章在等待。第二天，他俩到达基隆港。他们是去接《时与潮》的总编辑邓莲溪。《时与潮》杂志由几位东北青年在1938年创办，是一本介绍国际状况的刊物。担任杂志社社长的齐世英是齐邦媛的父亲。

当天，与邓溪莲一起登上太平轮的还有辽宁省主席徐箴一家。在《巨流河》中，齐邦媛这样写道：“我们一大早坐火车去等，到九点却不见太平轮进港，去航运社问，他们吞吞吐吐地说，昨晚两船相撞，电讯全断，恐怕已经沉没。太平轮海难，前因后果至今六十年仍一再被提出检讨，我俩当时站在基隆码头，惊骇悲痛之情记忆犹如昨日。”

那个早上，李昌钰没有等到父亲的归来。太平轮沉没消息传来后，李昌钰的母亲雇用飞机到失事海域寻找，最终未果。父亲意外离世，李家断了经济来源，迅速衰落。从未工作过的李昌钰母亲，开始找活谋生。她靠给人帮佣维持生计，供几个子女上学读书。高中毕业之后，李昌钰原本考上了海洋大学，但他发现警官学校不用交学费，为了给家庭减轻负担，他于是改考警校。

这次学业选择上的决定，让李昌钰日后成为了世界闻名的刑事鉴定专家。他参加鉴定过的案件我们耳熟能详：肯尼迪暗杀案重审、辛普森杀妻案、克林顿拉链门、“9·11”遗骸鉴定……李昌钰应邀回台湾为陈水扁“三一九”枪击案作鉴定的时候，张典婉找到他，进行了关于太平轮往事的采访。李昌钰非常感慨，“如果不是因为太平轮事件，父亲过世，我后来就不会去念警校，也不会走上刑事鉴识这条路，也许就与父亲一样，选择当一名商人吧。”

（李昌钰也是太平轮事件的受害者↓）

乘坐那趟太平轮的人，还有已故香港女首富龚如心的父亲龚云龙，他当时供职于上海某英资油漆厂。龚如心的弟弟龚仁心曾在公开场合说过，父亲死于太平轮船难，四姐弟妹从此与母亲身处逆境，互相扶持。

许多人都没有等来自己的亲人。在基隆码头等船的，还有黄似兰的姨丈。黄似兰还记得，姨丈从码头回来后，并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姨丈对她说：你妈妈的船，因为风浪，漂到菲律宾了。

1950年，家人为了争夺黄似兰母亲的遗产，决定让年幼的黄似兰回大陆。于是，黄似兰告别台北，经过香港，回到了外公、外婆在广州的家。那年她才8岁。

在广州，黄似兰参加小学二年级的插班生考试。黑板写着的考题，对于刚从台湾来的黄似兰而言，实在太难。比如其中一道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是谁？“我在台北念书时，教室黑板上面挂着蒋介石，可是现在这个是谁，我不知道。”黄似兰说。还有一道题：国家是谁当家作主？答案是：人民。黄似兰没能写出正确答案。她没有通过考试，第二年才入学。

进入学校以后，她被同学骂是“台湾来的特务”。将近30年的各种运动，她都逃不了被“修理”的命运。“我被人歧视，被人遗忘，被人轻薄，被人把头按在地上磕碰，被人忽然从梦中掀起被子打翻在地上拳脚相向……如果我的母亲还在，她一定会在人生的道路上陪伴着我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台湾基隆港立有一块太平轮纪念碑。如今定居澳门的黄似兰，心中一大愿望是，去一趟基隆，在碑前鞠一躬。

（叶伦明老人在福州家中，墙壁上挂着他参加马拉松的照片↓）

叶伦明是佛教徒。直到今天，他仍然坚信，是菩萨保佑，才让他活了下来。他清楚地记得，在海上漂浮，彻骨的冰冷，快要不行时，“一抬头，一位白衣服的人在我头上向我吐口水，我就醒了。想再看看他，他已经到前面去了，我觉得这是观世音菩萨显灵了！他救了我。”

死里逃生的叶伦明给在台北的妻子写了封信，被退了回来。此后两岸封锁，叶伦明和父亲留在上海，与台北的妻子兄弟再无联络。

1980年代，大陆改革开放，叶伦明移居香港。此时他才知道，妻子早在沉船次年就改嫁他人，这成为他最不愿提及的往事。几十年间，他靠做手工卖衣物度日。他说自己习惯了一个人，跑步让他不孤独。

星云大师在其著作中提及“因缘”时，曾以太平轮为例子，他原本也要登上那班轮船：“记得刚要来台湾的时候，正逢国共战争风云紧急，许多人举家南逃，甚至因向往台湾而离乡背井，飘洋渡海。当时太平轮数千人的死难，轰动一时，我因为时间匆促，赶不及搭上那班轮船，而幸免一劫。如果快了一时，沉没海峡的冤魂或许也有我的一份。想到因为没有赶上的‘因缘’，让我与死神擦身而过。在庆幸之余，经常觉得人生在顺、逆‘因缘’之中流转不停，如同一股无形的力量，支配着我南北流亡，东西漂泊。”

（太平轮纪念协会海祭团团长张昭雄展示他父母的照片，父亲在太平轮海难中逝世↓）

回忆，历史的温度

在张典婉新书《太平轮一九四九》的北京发布会上，姜思章来到了现场。姜思章出生在舟山群岛岱山县，太平轮沉没那天的事情，他仍历历在目。除夕将至，舟山外出的渔船原本应该早早归来。“可是这年，我家渔船迟迟未归，家人正担心时，渔船于除夕时返回，父亲进门后说，在返航途中，见海面漂浮货物、木材及落海之人，他和船员合力救起数人。”

大时代的沉没，波及的不只是一艘轮船。姜思章原本还庆幸，在舟山这样的小渔村里，可以躲避战乱，守得相对的平静。可是，次年，在舟山大撤退中，姜思章在上学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运往台湾，连跟父母说一声道别的机会都没有。30年之后，他身穿“想家”的T恤，走上台湾街头请愿，发起了“老兵返乡”运动。

在《太平轮一九四九》新书发布的同时，张典婉在一些场合也播放了凤凰卫视和台湾民进党合资拍摄的纪录片《寻找太平轮》。纪录片拍摄于2004年至2005年之间。张典婉参与了其中的采访。

纪录片之后是书的写作，这个采访过程更为艰辛。一次，张典婉跟受访者约好在美国见面，等她到了洛杉矶，对方却拒绝采访，电话从此再也打不通。一些人听清她的来意，马上拒绝，摔门、摔电话的情况都有。

因为纪录片涉及党派资助，张典婉在身份和动机上也常常被猜忌，“你是哪个党派来的，你是来卧底还是干嘛的？”她觉得委屈，“我跟民进党一点关系也没有。对我而言，我原本只是想写我的家族故事。”

“太平轮沉了！还好我没坐那班船，我才能坐在这里！那时候，要上船了，我拎了一个随身箱，抱两条狗，我喜欢狗，不能把它丢下呀！”这是张典婉的母亲经常给她讲的话。她的母亲把那两只狗叫作太平狗，没有孩子之前，它们是她最亲密的伙伴。

张典婉曾经是记者，尽管已经转行多年，但她还是喜欢写作，她得过两届《联合报》文学奖。“在台湾，关于历史的书籍已经越来越少人写，台湾的出版市场都是些翻译小说，或者是很轻松的男女爱情故事，流行文化为主。以我的性格，还是想写那个年代的故事，太平轮本来是为我母亲而写，这是我的一个心愿，也是为1949那个年份做一个符码的连接，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我不用‘政治正确’来说。我看到一本书上说，历史是没有颜色的，只有温度。这蛮适合诠释1949年的。”

“1949年是什么温度呢？”我问张典婉。

“极冷又极热。但是我宁可相信，当太平轮航向台湾的时候，他们想象的是一个温暖的南方岛屿。”张典婉说，“在一个大时代里，他们是因意外而死的冤魂，他们一辈子到不了台湾的岸边。”

回到1949年1月27日的上海黄浦码头，在故事的开头，不是所有人都像吴伯超那般“幸运”，在买不到票的情况下，还能遇到一个好心让出床位的三副。临行前，吴伯超给在台湾的女儿发了一封电报：“要到台湾来了，与你们一起过年。”

遗憾的是，这封电报里的愿望，至今没有实现。

（感谢张典婉女士对此文采写的帮助，文中许多资料来源于她所著《太平轮一九四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