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性恋具有很久远的历史，在某些朝代同性恋甚至上流社会被视为一种时尚，是比异性恋更为尊贵的事情，个中人物从帝王名士到平民倡优，构成了古代中国一个暧昧的人群集合。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始于何时，已很难确切地考证。清代著名学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说：“杂论称娈童始于黄帝。”与他同时代的钱大昕也持此观点。其实，在中国历史上，黄帝是否真有其人，还不那么可靠，同性恋始于黄帝就更缺乏根据了。但是，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前就存在着同性恋，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在文字记载中，《商书"伊训》中对同性恋的记载也许是最早的，它指出世有“三风十愆”，说“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三风中有“乱风”，而“乱风”中包括“四愆”，其中的一愆是“比顽童”，即玩男童，搞同性恋。由此可见，在商代，“比顽童”已经成为“乱风”的一种，所以伊尹在对太甲的训诫里不得不加以特别提醒。
从现有的史籍资料来看，中国汉以前“狎昵娈童”仅为君王贵族的特殊癖好，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此风渐渐普及于士大夫及社会民众，并且多有歌咏之词。至唐朝与五代期间，男色之风渐衰，但至宋朝又兴盛起来，男子公然为娼，聚集于风月作坊，招揽生意。元代男色之风又衰，到明清时期又复盛，尤其是清代，盛行“私寓”制度，官吏富商蓄养相公成风。这些大户人家买来眉清目秀的小男孩供主人赏玩，称“男风”，小孩被称为“相公”或“象姑”。当时北京有本叫《朝市丛载》的类似于旅游指南的书上，载有吟咏相公的诗：“斜街曲巷趋香车，隐约雏伶貌似花。应怕路人争看杀，垂帘一幅子儿纱。”这种“私寓”制度，直到清末民初，才有伶人出面倡议而被废止。
中国历史上的同性恋是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存在与发展的，但到了后来变得越来越排斥。而男性同性恋（即所谓“男风”）在某种程度上被社会所认可，骚人墨客们还能无拘束地以诗词、文章来吟咏。虽然有些封建卫道士也曾经攻击过同性恋，那也只是从道德方面来评价，而没有像西方中世纪那样把它列为置人于死地的罪名。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说明中国古代对性控制的宽松。在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宋朝中期以后，性压迫和性禁锢是十分严酷的，它主要针对妇女，在“男女授受不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以及女子缠足等方面，西方是望尘莫及的，但对待同性恋却比西方同时期宽松得多。
历史上有名的同性恋有：
1.周小史是晋代出名的美男，有人作诗咏道：“可怜周小童，微笑摘兰丛。鲜肤胜粉白，慢脸若桃红。…… 剪袖恩虽重，残桃爱未终。娥眉讵须疾，新妆递入宫。”
2. 哀帝和董贤之间产生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同性恋典故，即断袖故事：董贤美丽自喜，哀帝悦其仪貌而幸之。一次，董贤白天压着哀帝的衣袖安睡，帝欲起而不欲惊贤，便将自己的衣袖割断，可见恩爱之深。古代没有“同性恋”这一名词，“断袖”是对同性恋现象最典型的概念表达。
3. 汉武帝幸臣众多。韩嫣是他的少年同学，当时就已相爱。后来韩嫣因宠而富，在长安市中把金丸当弹球，一天遗失十余个，以致当时谚云：“苦饥寒，逐金丸。”贫家儿童紧随他的身后，看到金丸的落处就敢紧去抢拾，成为京中一景;倡优出身的李延年在宫中做太监，善为新声，是历史上有名的音乐家。他“与上卧起，甚贵幸”。并且虽为阉宦却未曾彻底净身，竟能与宫人为奸;卫青、霍去病分别是武帝卫皇后的弟、侄，靠着这层关系先后在武帝身边做侍中，帝对卫青随便到了“踞厕而视之”的地步。不过二人虽为嬖幸却能雄豪自振，在抗击匈奴的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声传古今，历为当时及后世所称扬。
4. 卫灵公与弥子瑕之间产生了著名的“分桃”典故，事情的原委是：君臣二人共游果园，弥子食桃而甘，未尽，遂以其半遗君。灵公食而甘之，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后来弥子色衰爱弛，灵公便拿此说事，责怪道：“是曾啖我以余桃！”孔子和他们同时，曾经出仕于卫，受到了卫灵公的礼遇，他的学生子路和弥子瑕是连襟关系。
卫灵公还喜欢宋国公子朝。宋朝相貌俊美，他既受灵公宠幸，又与灵公夫人南子有私。奸情路人皆知，一次卫太子过宋，宋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意思是说：你们求子的母猪已经得到了满足，为什么还不归还我们那漂亮的公猪？于是后世出现了“娄猪艾豭”的说法，艾豭指靠着与家主的同性恋关系而私通家主妻妾(娄猪)的人。
